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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到2019，悲观者悲观，前行者前行
“8”是很多国人追捧的吉利数字，但逢“8”的年份却常常不顺。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了“保八”的口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内汶川大地震，原本程序中的经济出清被迫转向，推出“四万亿计划”并持续影响中国经济多年；
2018年开局雄心壮志斗志昂扬，却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下，既定发展步伐再次受到干扰，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朋友圈里很多人陷入焦虑与不安。
2018年出现的很多问题，并非到2018年才有，而是十几年几十年来一直都存在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一直处于相对不公平状态，民营企业家经营活动罪与非罪问题也一直存在，包括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指责也并非2018年才有。在2018年集中爆发，更多是因为中国的很多问题在发展中被忽视或者发展中变得不是问题了，而一旦经济增速慢下来了，问题就集中暴露出来甚至激化起来。厉以宁说过“中国经济就像骑自行车，不能太慢，太慢了就会倒下来”。经济增长，对于这个成长中的大国极其重要！
好在2018年即将过去了，2019年即将到来。
在未来回顾历史，对2018年的记录一定少不了“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开打是令人意外的，2017年11月7日川普访华带着大礼包高高兴兴回去，没过俩月就传出美国开始对全世界开打贸易战的消息。虽然中方并不想卷入，但这事不以中方意愿为转移。
先是500亿美元的商品，在中方对等反击下加码到1000亿美元，又加码到2000亿美元。期间穿插着对中兴的制裁与处罚，好不容易到年底两国首脑会面达成了暂时的妥协，又出现了华为CFO被捕事件。或许中兴和华为的事情本身与贸易摩擦关系不大可能是独立事件，但在贸易摩擦大背景下，很难不被联系到一起。中国的投资者们无比关注川普的twitter，每一条与中国相关的twitter都被各媒体、自媒体和微信群解读着。
根据美方的统计，2017年中国出口美国5000多亿美元商品，进口只有1300多亿美元，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中方统计与美方数据上有些差异，但存在巨额贸易顺差是确定的事。不过，美国开打贸易战，巨额贸易逆差只是个借口而已，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发展。这一点看看美国方面提出的条件，以及开出的征税清单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充分利用WTO规则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全体国民的辛勤努力下，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国力也不断增强。不仅GDP的世界排名大幅提高到第二名，与美国的GDP总量差距快速缩小，更重要的是在包括5G、大数据、AI、量子计算机、可控核聚变、空间技术等很多重要领域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竞争或潜在竞争关系。
过去若干年中美在世界贸易体系内更大程度上是合作关系或上下游关系，美国创意——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美国保障着全球秩序的相对稳定。在合作关系框架内，中美是互利的，自然关系甚佳。巨额贸易逆差不是到了2017年才出现的，但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而当合作关系发展成竞争关系时，有着竞争优势的一方用各种方式限制另一方的发展就成为一种经常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中美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与意识形态无关，与制度差异无关。美国历史上限制过其他国家崛起，更早之前也被其他国家限制过，中国被美国限制发展，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已。贸易摩擦并不是持续韬光养晦就可以避免的，体量已经如此之大，藏是藏不住的了。
随着经济体系全球化发展，中美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主要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离不开世界，也离不开美国；同样，世界也离不开中国，美国也离不开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闭关锁国就可以过日子的时候了，世界其他国家也不可能选边站完全孤立中国。贸易摩擦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影响巨大，美国经济本身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换个角度看，贸易摩擦以及对中兴的制裁，虽然短期内让中国很难受，但是长期看未必不会也是一件好事。川普大规模全方位出手，能够帮助中国清醒的认识差距继续埋头苦干，能刺激中国更好更快的发展，也能加速一些改革项目的落地。
兵来将挡，甚至不得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可能是中国未来应对贸易摩擦的常态。除非中国放弃发展，全面休战几乎没有可能；但升级到比2018年更紧张的态势概率也会比较低，控制贸易战烈度是必须的事；中美两国关系将在持续摩擦中前行，直至有一方出现了全面压倒性优势。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贸易战或者美国的遏制，自身的三大攻坚战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
“杠杆”是贯穿2018年的另一个关键词。
2017年7月，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在于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2018年5月，央行发布《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8年1季度）》，首次提出了“稳杠杆”。7月《人民日报》定调经济进入“稳杠杆”阶段。10月央行行长易纲接受采访时表示杠杆率已经平稳。
杠杆率高，意味着负债率高，借钱规模较大；去杠杆，意味着要降低负债率，收回借款控制发债规模，也就意味着资金紧缩。中国资本市场很大程度上是资金市，当资金紧缩时，资本市场出现下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杠杆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工具，杠杆本身并不是问题。在经济增长阶段，加杠杆是助力的，但当经济下滑时，杠杆就会反噬。在经济增长迅速时，资产收益率高于资金利率，增加负债获得资金扩大规模，可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时加杠杆是助力的；当经济增速下滑，缺少好的投资项目时，资产收益率也会下降，而当资产收益率低于资金利率，利息支出就会吃掉利润，投资回报率进一步下滑。资金使用方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衡量可承担的杠杆水平，并不存在统一的安全杠杆率之说。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发展，在这个阶段，敢借钱、能借到钱的，都会发财；而进入转型期经济增速下降后，高负债就成了包袱，甚至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还不了钱；更不用说很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规模过大，已经出现了还款困难。对于国家而言，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最重要的，在经济增速下滑时主动去杠杆也就是当然的选项。
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只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个别公司出现债务违约并不会影响去杠杆进程；P2P大规模违约蒸发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财富，也并不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出现风险。
真正的系统性风险在于资产价格的崩塌。包括股市房市在内的很多资产都是资金推动型上涨的，过多的资金虚增了资产估值。当资金撤出时，资产负债表左边资产价格下跌的速度要快于右边负债规模下降的速度，甚至可能出现出现了越去杠杆杠杆率越高的情形。一些股票出现断崖式下跌，背后往往是这种情形，市场传言广东某区域资金在国庆后一周内蒸发了几百亿，就是杠杆反噬的情形。中国股市总体量还小，对经济的影响也并不太大；如果蔓延到房市出现大幅下跌，经济就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城镇化率大幅提高，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刺激和拉动着经济；但经济同时也被房地产绑架着，只能用时间换空间，慢慢消化风险。
去杠杆是真金白银要收走资金，涉及到巨大的利益，也有着巨大阻力。去杠杆在实际执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经营风险高、信用度更低的民营企业受伤更为严重，反倒是原本应该要去杠杆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依然还能够获得贷款支持；很多借款主体准备不及，有些出现旧债到期新债不能续上导致资金链断裂，有些短贷长用的资金规划失当导致资金链断裂，还有一些正常经营杠杆率不高的企业也受到了影响。
好在央行在阶段性完成任务后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在杠杆率稳定后采用了“慢撒气软着陆”策略，市场资金稳定了，资本市场也就稳定了。
在2018年5月高层领导曾经说过“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经历过2015年股灾和2018年去杠杆后，普通散户、产业资本、各类型企业对杠杆的认识应该要更深刻了，靠加杠杆借钱博取超额收益将最终风险甩给银行直至大到不能倒的时代也已经要过去了。
“消费”是2018年的一个热点话题。
自进入2018年以来，自媒体朋友圈以及各证券分析师的报告就没断过对消费降级的讨论。当经济下行、股市下跌，尤其在预期认为未来经济不乐观时，大家看紧了钱包，约束了消费。
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中国仍然处于整体上的消费升级阶段；也有人认为中国市场正在走向消费分级，市场已分成不同维度，应分别制定相应销售策略；年末又一篇《消费的岔路：一条M型回旋的河流》刷遍朋友圈，称“M型”，金字塔两端的人生活越来越好，而中产们在节节败退。
孰是孰非？或许都有道理。中国太大了，人口太多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收入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4,934元，尽管这只不过是月均5,411元的水平，而低收入组的年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958元；前20%人口收入水平是后20%人口的10倍以上！中国人口总量约13.9亿人，约为G7国家人口总数的1.8倍；中国20%的人口是2.78亿人，略大于德英法意四国人口之和，除中国外只有印度和美国人口超过了2.78亿人；10%的人口是1.39亿人，除中国外世界上只有8个国家人口超过1.39亿人；5%的人口是6950万人，超过泰国、英法意的全国人口，除中国外世界上只有18个国家人口超过6950万人。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整体的市场，但更是一个分层的市场，不同消费水平的人群规模都很庞大。某高端服装公司老板称能够消费他们公司产品的人，在中国只有1000万，但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了，公司市占率并不高销售额也有十几亿。而拼多多、抖音、快手的迅速崛起、OPPP与VIVO市占率的数据，让北上广深感觉良好的中产们真正意识到三线及以下城镇乡村消费能力之巨大。
消费降级并不是放弃品质要求，不是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再现，而是消费者对性价比的追求大幅提高。即使手机支付便利了交易，各种分期付款刺激了交易，但消费者整体对收入增长预期的下降、甚至对收入稳定性安全性预期的下降，导致消费者更加关心产品性价比，同等性能下的价格敏感度大幅提升。对大多数厂商来说，要么提高产品性能、创新新的功能，要么就面临着持续的降价压力，或者打掉中间环节节约费用让渡给消费者。所以大多数消费品行业上市公司股价2018年的表现都不理想，也就可以理解了。
2018年消费市场值得说的还有车市与手机市场。中国汽车市场自2018年7月起已经连续五个月出现下降，有些月度的跌幅甚至超过10%；今年也将是30年来首次年度下跌，大众汽车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预计，到今年底中国整体乘用车市场将下滑4%至5%。手机市场2018年前11个月累计出货量达到3.79亿台，同比下滑15.6%。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末全国私人轿车保有量为11416万辆，全国总户数也只有4亿多户，意味着平均每4户家庭就有一辆私人轿车，这个保有量已经相当庞大；同样的，2017年末6岁以上手机上网人数已达7.53亿人，不算老人和孩子，这个比例也已经相当高了，身边不少朋友都是常备两台手机了。也就是说，未来若干年，汽车和手机的消费市场，将更多从新增消费转为更换消费，新车新机市场增长艰难，二手车二手机市场则会迅速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8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4.51万亿元，同比增长9.1%；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9.53万亿元，同比增长8.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98万亿元，增长10.2%。全国的消费市场总量相当巨大，即使不考虑增量，市场空间也足够大。出口受阻、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消费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人们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越来越不愿意浪费，性价比要求提高了，对厂商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这本质上并不是消费降级；人们不是不想买东西，而是在房产、医疗、教育、养老几座大山压迫下和收入预期下降时预算更收紧了，简单说是没钱消费，这就要求国家要想办法降低生活必须成本支出，稳定就业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光降低个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
2018年中国股市几乎是一个单边下跌市，内忧外患之下持续低迷。
沪指年初涨了一个月，到3587点后转头向下，在贸易战和去杠杆的阴霾下跌跌不休，好不容易9月份终于月线涨了3.5%，美国股市又开始调整，到10月出现破位下跌跌破股灾低点创出4年新低，在国家各种救市政策之下终于缓解跌幅，但依然处于低迷状态不见起色，沪指成交量已经多次跌破千亿元水平。
相比沪市最高点到最低点31.73%的跌幅，创业板要更惨一些，最高点到最低点跌幅高达50.5%，最低跌到千点以下，创出5年新低，最低日成交额不足400亿。
中国GDP增速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但股市表现却大相径庭。GDP的增长并不代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增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未来发展预期弱，才是股价持续下滑的根本原因。
经过多年下跌后，A股市场的市盈率水平依然相对较高，沪市平均市盈率13倍，但其中有着大量权重高市盈率低的金融股；中小板平均市盈率在20倍以上，创业板平均市盈率在30倍以上，50倍、80倍甚至过百倍市盈率的公司依然比比皆是。创业板中超过50%的公司年盈利额不到一个亿，30%的公司年盈利额不到5000万。而美股经历了连续多年的牛市后，纳斯达克的平均市盈率也只有30倍出头，和经过多年下跌的创业板市盈率相当。
A股上市公司已经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的代表了，A股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弱，也是反映着中国GDP质量相对较弱。GDP规模上去了，但质量并没有跟着上去，而且过去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所以国家才提出经济转型。股市走强，根子上还得靠上市公司自身质地走强，如果只是资金推动，潮水退去依然是一地鸡毛。
除了经济环境的内忧外患，监管加强也是2018年股市低迷的推手之一。由于上市公司质地有限，投资回报率不够，只能博取差价，也就是炒股票。2016年以来，监管部门一方面逐渐加大了对股票操纵和内幕交易的监管，对于股票操纵采用了预防式监管措施，另一方面对上市公司融资进行了约束和规范。监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客观上导致了市场活力下降赚钱效应不再，而上市公司也陷入了融资难困境。10月底证监会出了3点声明，表示“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市场应声而起，但紧接着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爆炒概念股和壳股。监管对明目张胆的操纵违法行为不可能置之不理，而市场也就在内外压力下继续低迷调整着。
其实监管部门对于股票操纵行为，完全可以事后监管，所有的交易和资金流水记录都在系统中留痕，证据并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湮灭，证据确凿该罚就罚嘛，连没带罚也是给国家财政作出贡献，相关违法违规人员心甘情愿“为国操盘”，就让他们折腾好了。
贸易摩擦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成为2018年的一个焦点。
2018年初人民币兑美元还是持续升值的，到3月份离岸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度触及6.2336，较上年末升值了4.7%。突如其来的贸易摩擦，美元指数出现飙升，人民币汇率出现了V型反转，接连突破整数位关口，8月离岸汇率一度达到6.9584，10月11月再度超过6.9最高触及6.9803，与2017年1月高点6.9874仅差71个基点。市场一直预期人民币汇率会破7，但就是破不了！
人民币贬值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太强劲，美国加息减税经济增长超预期，全球资金回流导致美元指数一路上涨，年末较年初低点涨幅超过了10%。除了美元以外，人民币兑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外汇的汇率基本保持稳定，最大波幅也不到6个百分点，全年下来涨跌幅都不到2个百分点。
客观上，人民币贬值部分抵消了贸易战加征的关税影响，按照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增速下降了10个百分点之多，但按照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增速依然保持较高水平。有利于出口的另一面就是进口成本加大，而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是石油、粮食、电子元器件等大宗货品，进口成本增加也意味着未来国内通胀压力的增大。
人民币贬值幅度尚在可接受范围内，2018年货币崩溃的国家都有好几个。美元兑土耳其里拉升值一度超过80%、兑阿根廷比索升值一度超过50%，汇率大幅贬值导致资本大幅外流，土耳其、阿根廷等国经济受到剧烈震动。
7，是个重要的心理关口，2016年底2017年初那波人民币汇率调整没有破7，2018年这波也没有破7，未来会不会破7？还是一定不会破？未来的事情无法预测，谁也说不准。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类似土耳其里拉或阿根廷比索那样的崩溃式下跌。
中国虽然外汇储备雄厚，但如果完全放开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可能并不足以应对暴跌带来的挤兑潮。真正能抵抗人民币大幅下跌的，还是中国的实体经济本身。中国是少数工业门类健全的经济体，制造业强大出口创汇能力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并不乐于见到人民币大幅贬值。另外，中国外债规模较小，2018年2季度末，中国外债规模仅1.87万亿美元，而同时点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外债压力并不大，而中国国内资产变现成美元再流出国境的难度相当大，不太可能出现挤兑潮。
至于资本外流问题，资本是逐利的，流入与流出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随着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一百多年来，资本随着各大类工业产品生产转移一直在全球进行着转移，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从欧美转移到日韩，从日韩转移到中国，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东欧、非洲，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事实上，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事情。随着用工成本上升、环保要求提高，很多传统加工产业一直在试图寻找着产业转移。早在十年前，笔者服务的一家上市公司就已经试点在柬埔寨设厂了，国家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也是主动在做产业转移，贸易摩擦改变的是产业转移的速度而不是方向。在有些人焦虑着中国制造的产业链要转移到东南亚的时候，特斯拉刚刚成功摘得上海临港1300亩工业用地要建厂。产业转移一直都是现在进行时，进进出出很正常。产业转移并不会必然导致转出国衰落，英美欧日韩还是很发达，不必过虑产业转移问题，也同样不必过虑资本外流问题。
2018年，对于民营企业家门来说，可谓是酸甜苦辣俱全；2018年也可能会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内地位如此重要，任何政府或者执政党都不可能在当下主动消灭或者削弱民营经济，“两个毫不动摇”是写在各最高等级报告中的，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
2018年上半年并没有多少关于民营企业困难的报道，在国家经济发展遇到内外压力并存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时，税收征管趋严、社保征收趋严以及去杠杆导致资金紧张，使得很多民营企业不堪重负。到了下半年，随着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爆仓控股权转让给国有投资公司，所谓“国进民退”的话题逐渐热炒了起来。
尽管国家均在不同场合表态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但是依然扭转不了民营企业的信心。直到11月1日国家领导人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各部门陆续出台了若干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相关讨论才逐渐平息下来。
客观说，民营企业发展遇到困难是正常的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部分民营企业经营比较粗放，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负债过高，在环保、社保、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规范、不稳健甚至不合规合法的问题，在加强监管执法的背景下必然会面临很大压力”。
大多数民营企业并没有现代管理制度，为存活而努力野蛮生长着，做大了很多是因为抓住了机遇成为残酷进化过程中的幸存者而并非出于设计，环境发生变化了存活压力就变大了，甚至历史上成功的经验会成为继续发展的障碍，所谓“成功是成功者的墓志铭”。大量的民营企业活不了几年就死去了，是市场正常的新陈代谢。
一些民营企业做大了，国有企业有的很多毛病一样也不缺。任人唯亲、一言堂、官僚化、权力平衡、贪污受贿、浪费严重、投资决策随意性强……国有企业领导还有上级党委和纪委监督着，而一些民营企业老板完全没人监督，在企业里就像土皇帝甚至对法律法规都没有敬畏之心。“民企”这个标签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也不代表正确，不代表先进。
在2018年倒下的很多民营上市公司老板，并不是上市公司经营本身出了什么大问题，而是自己的投资和债务出了问题。有的是融资在外乱投项目出现了亏损，有的是融资维护股价导致资金链断裂，有的甚至是受制减持新规不能直接减持而通过质押股权变相减持。所谓的国进民退，有一些也是老板甩包袱。座谈会后各地国资成立了很多纾困基金，对暂时进入困境的民营企业予以救助，也出现了很多一边纾困一边股东减持跑路的事情，更不用说纾困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道德风险问题。
中国很多民营上市公司都是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民营上市公司老板是在2000年之前创业的，到改革开放40年之际，很多民营上市公司老板已经过了本可退休的年龄。据统计，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年龄超过70岁的77家上市公司中，只有7家是国资控股；董事长年龄超过65岁的221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5家是国资控股。超龄服役有些是老一代精力充沛还能继续奋斗，有一些是年轻人已经跃跃欲试接班但老一代还恋栈权利。还有一些公司可能只是无奈没人愿意接班了，尤其是一些相对传统行业的民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董事长是个辛苦活，肩负着巨大压力，如果看不到很好的行业前途，二代们不愿意接班的情形比较普遍。在北上广深之外，职业经理人阶层尚未形成，民营上市公司上市后更多是靠着之前创业打江山的一批老臣在支持的企业的发展，外来职业经理人很难真正融入公司，更不用说在关键岗位承担责任。如果二代不愿意接班或者能力不济，新一代的管理层不能顺利接棒，若不能早早卖壳，上市公司前途堪忧！随着创一代的集体老去，接班人问题会越来越成为民营上市公司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营企业发展并不太需要特别的支持和关怀，特别对待的支持和关怀，一方面是对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自身发展也未必有利。民营企业更需要的是“去标签化”和“中性竞争”，在没有“民营企业”这个标签的情形下，在市场中自由竞争，由市场作出选择，生死无怨。
2018年，A股市场几乎迎来了首批号称“独角兽”的新经济公司。
3月30日，证监会公告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根据证监会的公告，“试点企业应当是符合国家战略、掌握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属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且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企业。”
证监会和交易所迅速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各头部券商也积极抢得市场先机储备了创新企业项目，华夏、易方达、南方、招商、汇添富、嘉实六家基金公司发行了6只战略配售基金募资超过1000亿准备好了粮草。创新企业上市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市场传言的首批试点企业包括京东、网易、百度、小米等多家知名企业，小米的CDR发行申请甚至已经走到了发审会关口。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小米国内上市之路在发审会前一夜止步。原计划沪港两地同时上市的小米，最终只是在香港单独上市。有意思的是，今年港股IPO的新经济企业大比例跌破发行价，小米发行价17港元，最低跌到了11.4港元。国内上市之路暂停，反而让国内投资者规避了破发风险，战略配售基金因为基金合同约定只能用于战略配售，躲过了市场大跌而成为2018年最赚钱的基金。
市场上将创新企业称为“独角兽”，但其实真正的独角兽一般指成立时间较短、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无论京东网易百度小米，还是今年上市的360、工业富联、宁德时代、药明康德、迈瑞医疗等公司，都已经成立很多年了，称不上“独角兽”。
关于创新企业上市，市场争议声很大。2014年阿里巴巴、京东、微博、陌陌等互联网公司在美国成功IPO并上市，当时国内媒体就是一片热议，为什么这些好公司不能在A股上市，遗憾好的上市资源流失海外。现在国家放开了口子，允许达到相当规模的创新企业在境内上市了，有些人却称“独角兽”为“毒角兽”，真是“叶公好龙”般的讽刺。
全球资本市场对新经济企业进行着争夺竞赛，纽交所、纳斯达克、港交所都纷纷欢迎创新企业去上市，给创新企业提供各种便利通道。不仅仅是创新企业，对优质上市资源的争夺，一直是各交易所最重要的工作，只有持续不断的优质上市资源进入市场，市场内的整体上市公司质量才会更高。
小米的破发，有明星企业受追捧且发行时点在港股高位、发行价可能定高了的缘故，更大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走软导致小米本身业绩增速放缓和香港市场本身走熊所致，并非是为了割韭菜而来。完美错过了移动互联时代的360被爆炒到4000亿元市值，然后大幅下跌让投资者损失惨重，固然有实际流通盘比例过小的原因，但更反映了市场对新经济公司的迫切期待，应该加速优质创新企业的上市而不是害怕。再说了，没有了小米和其他CDR，韭菜们就不会被割么？
2018年，国内民营经济普遍陷入困境之时，有不少民营新经济代表成功在港美上市，而包括OFO在内的一些新经济企业却走向衰亡。
2018年是继2014年之后的又一个中概股上市大年，从年初的爱奇艺、B站、平安好医生，到年中的小米、拼多多、美团，直到年底的360金融、腾讯音乐，一批新经济代表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
中国新经济的代表很少是硬科技，更多是基于庞大人口基数的服务或应用型公司。这类公司的价值，不在于增强国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或者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也不在于创造了什么高科技新产品，而在于真真切切的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提高老百姓的生活便利性和生活水平。
大多数新经济公司，起点于一个创意或者对国际国内同行的模仿，基于对用户需求的响应，在庞大且聚集的用户群中野蛮生长，并被用户严格筛选和残酷淘汰着，在快速的更新迭代过程中，寻找着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资本被高速成长机会诱惑进场，同时又推动着公司和创业团队往前发展。成功者获得奖赏占据巅峰位置敲钟鸣锣，失败者散尽资本从头再来或者消失无影，但用户的需求得到满足成本得以降低。这就是最近几年新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图景，充分体现着市场的创造力、魅力与残酷性。
在一众新经济公司敲钟鸣锣举杯欢庆的同时，以OFO为代表的一些新经济公司却走向衰亡。曾经被某些媒体冠以“新四大发明”的共享单车，给很多城市带来的是一片片的单车坟墓。当快速发展中依然找不到盈利模式，当现金流只能依赖资本方不断输血，一旦遭遇市场变故，新经济公司的衰亡也是迅速的。根据相关媒体披露的数据，OFO累计融资总额超过100亿人民币，烧了100亿还没能烧成功，终于资本也失去了信心，OFO陷入困境诉讼缠身，连押金都退不出来了。从一些媒体披露出来的情况看，OFO的内部管理混乱，贪污浪费情况严重，高估值压力下资本推动着快速成长而无暇顾忌内部管理，一轮轮估值不断抬高融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在资本的诱惑中迷失而崩溃。
客观说，共享单车的出现，改变了城市很多人的出行方式，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是有价值的。共享单车不仅仅是收取车费租金和车身广告费，同时也因巨大的使用率而成为重要的流量入口和各生活场景的连接点。如果没有资本推动几家比着烧钱疯狂扩张市场份额抢占绝对垄断地位，或许不至于结局这么悲惨；但如果没有资本推动，或许也早就死了。
新经济公司的特点是没有谁不可或缺或者不可替代，只要能满足用户需要，有存在价值，总有新的公司再成长起来。想做到垄断而不可替代，真是太难了。连腾讯阿里如此巨大规模的龙头企业，都在担心着某一天被替代而死去，更不用说规模较小的企业了。创业者们就像希腊神话的西西弗斯，只能不停向前向前。
科创板和注册制是2018年底的热点话题。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上传出大消息：“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
消息一出，A股市场的一二级市场参与者（包括投资者、各创投公司、想上市的老板们、投行等中介机构、媒体自媒体）都躁动起来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各种消息传言满天飞，沾边概念的股票被爆炒，甚至有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喊出了1万家挂牌企业的神话。
国家要推科创板，显然与之前推动战略新兴板和创新企业上市的思路是一贯的，目的是为了“助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2015年筹划的战略新兴板和注册制因为股灾而搁浅，2018年创新企业上市计划也因证券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而停滞。在突入其来的贸易摩擦尤其是中兴通讯受制裁的刺激下，国家必须要加大投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升，而开一个新板块，推动相关企业迅速上市，借助资本市场力量做大做强，成为应有之意。
市场对科创板最大的担心不是增加一个新通道，而是大幅扩容。但创业板推出9年才700多家，中小板14年了还不到1000家，就这都还觉得好多公司都是水货不该上市的。实际上有点投资价值的上市资源就那么多，不可能大批量涌现，多设个板块更多的作用是分流意义大于引流意义，所以科创板并不会带来大扩容。
注册制的审核并无成规，3年前上交所研究过注册制，当时讨论过的方案之一，就是注册制的发行审核具体工作由交易所完成，之后报证监会注册。注册制最终希望的是形成市场约束，但在市场约束成熟之前，注册制下也不会不审。板块开设起来成功运行，比烂放公司最后一地鸡毛更有意义，不会发展成像新三板那样的。
科创板是一个新开的板块，改革往往是从增量开始而不是存量开始。T+0、取消涨跌幅限制、股价波动调节机制等交易机制均可能在科创板开始进行改革。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交易功能而非融资功能，交易发现价值，价值带动融资。对科创板和注册制的期待，从2018将持续到2019。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通过改革实现了40年快速增长，也积累了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来解决。在经济下行的日子里，全国上下全年都在关注新的改革举措。
改革开放40年，在普通劳动者、企业家创业者、各级政府领导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取得了伟大成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夸张的说，每十年发生的变化都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改革开放成就相关的文章汗牛充栋，不必在此赘述。
毋庸讳言，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发展还存在各种问题，24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有很多有待充分实现，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还任务艰巨，房市、医疗、教育、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还需要解决……关于中国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甚至体制方面的问题相关的文章也是不可胜数，在此也不赘述。
在此要说的是改革愿望与实际落地的矛盾问题。
我们都知道解放思想就能解放生产力，都知道华北东北领导和群众观念落后是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是千年以来形成的官僚体系和官民意识短期内能改变多少？乡村县城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依然是未被真正冲击打散的熟人社会和人情关系社会，距离法治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关系还有着多大距离？法治化市场化的改革愿望要如何落地？
我们都知道农村靠土地产出很难致富城市化才是长久之计，在很多地方乡村振兴长远来看可能会因为人口的迁移而变成无用功。近20年来平均每年城镇人口增加超过2000万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依然还有5.7亿人生活在农村，城镇化率达到58.5%并不是城市化率达到这么高，很多人只是从农村到了镇上而已。就算城镇化率达到80%，还会有近3亿人生活在农村。而按照每年2000万人的迁移速度，至少还需要十几年时间才能达到80%城镇化率的水平。那么这十几年时间，农村怎么办？几亿农民就应该继续穷着？人口迁移也是有能力的人先迁走了，剩余人口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困境，甚至可能再度返贫，怎么办？80%城镇化率意味着11亿人在城镇生活，中国总共也就300多座城市，意味着千万以上城市人口的城市要有50多个而现在只有北上广深津成渝7个，特大城市的管理又是新的问题。
我们都痛恨污染，对影响健康的严重雾霾可谓深恶痛绝，对于污染制造者恨不得绳之以法。严格的环保限产下，地方经济很快陷入困难，尤其是中小企业生存压力更大；取消了一刀切的控制，一旦没风雾霾立刻就笼罩小半个中国。人们需要清洁的空气和水需要美好的环境，但众多竞争力低下加上环境改造成本就亏损的企业，依然在养活着几个亿的劳动力。在就业与税收面前，地方政府如何不对污染让步？
我们都痛恨假冒伪劣产品，都知道要保护知识产权。但是中国有14亿人口，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才18,322元，月均才1500元；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才10,955元月均还不到1000元；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22,408元，月均不到2000元，而中位数的意思是有接近7亿人在此水平线之下！假冒伪劣产品是给正牌厂家带来了巨大损失，甚至给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了巨大伤害，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数亿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也是有市场存在的基础，数亿人没钱消费正品。全部取缔假冒伪劣产品的代价可能是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上升。在假冒伪劣产品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要如何做出政策选择？更不用说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厂商也是解决了大量的就业并创造着大量税收的。
我们都知道公务员太多、财政供养负担沉重压制了减税空间，公务员太多行政管制太多降低了市场效率，减少行政管制压缩政府部门裁撤公务员是改革的重点难点，精兵简政呼吁了几十年了都。但大幅裁撤公务员意味着大量失业，在经济下行阶段大量失业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两年公务员体系内很多人出走下海或创业，但能走的更多是优秀人才，有些部门剩下的不少人再就业能力都堪忧，赶都赶不走。更不用说裁撤公务员需要各级政府去具体落地和推行，哪个部门会在自己头上动刀子呢？要求裁撤公务员是普遍呼声，但怎么落实是个巨大的难题。
我们都知道社会治理一定要走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法制建设方针是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但是在实务中呢？扪心自问如果自己成为执法者，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能够排除人情干扰做到全面严格执法吗？能够面对失业、税收和社会稳定压力做到全面严格执法吗？
……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以上各条，并不是在找借口，也不是说不要改革，而是要认清改革的基础和困难。所有的改革都需要落地才有效，所有的美好理论都有假设条件，而现实与假设条件是存在差异的。理想化的政策，如果不能落地，那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改革不可能再利好所有人，必然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也必然有着各种阻力，所谓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硬冲过去，可能激化矛盾；寻找阻力最小的路径绕行向前，但总有迈不过的坎要攻关。其间的平衡点难以掌握，全局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问题要靠改革与发展来解决，但发展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有些问题需要立即解决，有些问题最终要靠时间来解决。没有那么多只争朝夕，没有那么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没有那么多不改国家就要崩溃的事。重要的是改革的方向不要出现偏差，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坚定信念积跬步致千里。
2019年是建国70周年的纪念年份，2019年依然困难重重，但又承载着前行的希望。
困难重重的2019
2018年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不利因素并没有消失，2019年依旧困难重重。
对外贸易与国际环境难以改善
尽管中国领导人为了发展大局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让步，贸易摩擦可能会有所缓解，但由于中美两国越来越多领域从合作走向竞争，美国整体上对中国的态度转向视作战略对手，注定了贸易战和限制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相关措施不可能轻易结束。中美贸易摩擦将进入持久战阶段，谈谈打打、边谈边打、反反复复，可能会成为2019年及之后若干年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旋律。不过，最激烈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中国当前并没有能力与美国全面抗衡，只能被迫妥协和让步，毕竟国内自身发展更为重要。
除了中美直接对抗外，美国也在逼迫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选边站队，中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将持续困难。尽管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例并不高，尽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较十年前已经大幅下降，但在经济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对外贸易受影响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
消费难振
出口受影响的情况下，国家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担不可避免落在消费上，2018年还修订了个人所得税法，对绝大多数人群大幅减免了个人所得税。但是，在经济增速预期较低、个人收入水平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在“六个钱包”的家庭财产被房产套牢的情况下，消费增速大幅提高的难度依然很大，熬过冬天可能会成为更多民众的选择。
投资拉动有限
2019年，以高铁为代表基建是重头戏，2017年末高铁运营里程还不到全国铁路运营里程的20%，各地方政府积极投入修建高铁的事业中。除了修高铁，还有高速、机场、地铁等多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施工或即将开工。但是，受制于整体债务负担和财政赤字压力，基础设施投资更多是在补短板方面，期望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拉动GDP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
至于众人关注的房地产，自中央提出“房住不炒”以来，房地产业一直处在宏观调控政策限制内。即使经济走软，中央也并未大幅放松房地产业，让房地产再次拉动经济。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太大了，用时间换空间方式的调整，估计还得几年，在2019年不会大放松。除非经济已经无可救药，房地产这个饮鸩止渴的大杀器恐怕不会再度启用。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在进行中，每年城镇新增人口依然超过2000万人，房地产业继续大幅下滑的空间也并不大，个别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则面临很大压力。
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持续困难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经济转型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低端劳动密集性、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简单加工业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资本金不足靠借钱扩张的模式也将逐渐终结，很多产业将流向东南亚、非洲甚至东欧。除了低端制造业，国家在税收、社保、环保、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的监管加强，意味着大量虽然已经有相当规模，但靠不规范生产经营才维持在盈亏平衡线上的公司将出现经营困难。大量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因监管严格或者竞争力下降将出现持续困难甚至关门。即使减税可以对企业运营成本有所降低，但整个国家的转型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唯一的问题在于就业压力下力度会有多大。
中国高速增长40年，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9.5%，市场机会之大，让很多企业都能够存活在市场中，其中有一些早该被市场淘汰，却因为种种原因而苟延残喘着。2008年曾经有机会出清一次，但被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了；2018年又是一次出清机会，但被贸易摩擦打断了；该死不能死，新陈代谢紊乱，并不利于长期发展，而出清的过程在短期内又是相当痛苦的。
就业问题压力山大
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出现骚乱，几乎无不与高失业率相关。所以失业压力，是政府最为关注的事情，比经济增长速度、增长质量更为关注。有工干，才有钱拿；有钱拿，才有饭吃；有饭吃，就不会闹事；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2018年12月初，国务院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也体现了对就业问题的关注。
尽管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每年有超过1300万人口进入就业市场。毫无疑问，出口和消费两大领域相关就业人口数量巨大，而出口和消费增速下降不仅意味着新增就业受影响，既有就业岗位也有着巨大的失业压力。
随着大数据和AI的发展，从简单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到相对高端的财务金融甚至医疗教育行业，劳动力在越来越多不需要创意创新创造的领域将被机器或软件替代。与机器或软件相比，人会累、会请假或偷懒、会有情绪波动、会犯错误、会要求涨工资或者可能罢工，而机器或者软件除了价格上可能贵一些，其他都不会有，效率上还比人要高。而一旦成本上相比不占优势，劳动力被机器或软件替代将成为企业主们的必然选择。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人时都明文规定只招35岁以下的人：年轻人身体上更有精力，头脑上更有活力，更能没有牵绊地快速掌握新技能、适应新环境；35岁以上意味着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压力在，很难全身心投入工作，工资水平还要比年轻人更高。在经济不景气阶段，率先感受到失业压力的是35岁以上的人群，尤其是还没在管理或领导岗位，从事着重复性事务性工作的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统计，2017年末35岁-44岁的人口比例为14.87%，人口总数超过2亿。
除了新增就业压力和失业压力，近几年另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出路是“万众创业”。然而，随着资本进入寒冬，创业资本规模收缩，创业者得到资金支持也就更难了。靠大规模创业缓解就业压力并不乐观。
就业压力问题不仅在2019年会有，在未来若干年都将持续存在。
金融风险未出清潜在隐患尚存
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环节，中国金融业的核心是商业银行，只要主要商业银行不出现系统性风险，整个中国金融业出现系统性风险影响中国经济的概率不大。银行业的最大风险来自于坏账率，经历多年资本支持型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整体负债规模已经很大，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相应的坏账风险也就逐渐暴露了。这是中央去杠杆以及把“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的重要原因。
去杠杆是个长期的任务，2018年去杠杆进程被贸易战打断节奏放缓，但金融风险并未出清潜在隐患尚存。央行易行长说宏观杠杆率已经稳定，之后是“慢撒气软着陆”。这意味着暴力去杠杆结束了，但长期看杠杆率将持续缓慢降低。放水加杠杆用资金推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可能短期不再有了，缺少资金推动，2019年经济增速不会很快。
不断提高的开放度和无可替代的国际产业链地位
尽管受到美国的约束、限制、甚至孤立化，但正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说：“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益于对外开放，不可能主动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这就意味着中国产品本身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或许某些领域某些产品与国外产品还有相当的差距，某些产品只是在国内进行组装，但大多数门类的大多数产品的中国制造已经不用担心被冲垮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证明，开放度越高的领域，中国制造产品的竞争力越强，越是保护则竞争力越弱。
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进口比例达到21.6%）和第三大出口国；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国（进口比例超过20%）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进口国（进口比例达到24.5%）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进口国（进口占比达到20.5%）和最大的出口国；2017年全球货物出口总规模达到17.73万亿美元，而中国的占比为12.76%。
某种程度上说，在国际产业链上，中国的整体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作为全球供应商，世界主要经济体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可以完全替代中国的新供应商。建造厂房需要时间、配套产业链转移需要时间、熟练劳动力培养也需要时间，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出口产能，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单独或者联合吃下来。产业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还无可替代。
2017年中国进口总额达到1.84万亿美元，2018年1-11月增长到1.97万亿美元。没有哪个世界主要贸易国愿意主动放弃与中国做生意的机会，美国也不可能把中国要采购的货物给接下来。
所以，中国不会主动封闭自己，全球也事实上不可能封闭和孤立中国。当今世界早已过了冷战时期巨幕两边可以几乎无往来的时代了，早已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在巨大的相互利益基础上，尽管中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可能会出现一定压力，但是不可能差到一些人所想象的回到冷战时代的。
经济体量世界第二，自身内部机会多多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成长到世界第二，虽然与美国还有巨大差距，虽然人均GDP还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总量上已经超过了排名第3-5位的日本、德国、英国之和。
如此大的经济体量，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基础水平已经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就如同人体的基础代谢一样，大块头的人基础代谢也会相对较高。满足近14亿人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生老病死等基本需求，就已经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福祉，只是挣钱不会花钱幸福度未必提高。
资金流转起来人口流动起来，经济活力就会更强劲体现出来，不断提升14亿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度，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机会所在。
城市化进程持续
城市，意味着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好的教育文化水平，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多的信息交流，更多的创新机会。工业革命后的世界经济，相当大程度上是城市经济。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更多的人从农村迁往城市，是被城市相对于农村更美好的生活吸引来的，而不是行政命令人为的迁徙。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每年城镇人口增长超过2000万人依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还只是城镇化，离城市化还有相当的差距。
除了京沪两个特大城市对常住人口规模进行了城市化发展空间有限外，大多数城市都在创造条件欢迎新增常住人口，在城市的落户条件也大多已经完全放开了，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国境内人口流动几无限制。城市化不是因为建了房子，而是有活力有钱赚吸引人前来。人，才是城市活力的根本性因素。人民追逐着工作机会和美好环境迁移，经济落后地区人口净流出，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净流入，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流入更多。发展较慢、首位度不够的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还被中央巡视组批评。
人口将加速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成渝、武长、西郑等城市群和中心城市集中，而城市化、城市群化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相当一部分城市和大多数农村都面临着人口流失，但整体上中国经济会因为人口聚集在大城市而增长。
更大范围的同城化发展
近十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是高铁，高铁所产生的效益不仅是直接的车票收入，更大的效益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由于高铁的存在，跨地区同城化发展才成为可能。
以上海为起点，高铁一小时到达南京、杭州、盐城、宁波（跨海高铁通车后），两小时到达合肥，三小时到达济南、南昌，四小时到郑州、武汉、福州；以北京为起点，高铁一小时到达石家庄、济南，两个半小时到达太原、郑州，3个半小时到达南京、沈阳，4个半小时到达西安、武汉；以广州为起点，高铁两小时到达长沙，三小时到达南宁、四小时到达武汉、贵阳；而从深圳福田出发，15分钟就可以抵达香港西九龙。
一小时内的同城化，意味着居住可以跨城；4小时以内的同城化，意味着早上出发抵达后开个会办个事晚上还能回来。同城化不仅意味着降低居住生活和临时住宿成本，更在于增加了交流机会碰撞出经济机会：跨地区可办可不办的事，当天能来回就办了，要住一晚上可能就不办了。
2019年，更多条高铁线路通车，更多城市被纳入北上广深4小时经济圈之内，高铁网络更加密布，更多人口加速流动，城市间交流会更加密切，也会带动经济发展。
人口聚集对经济的影响
无论是城市化，还是高铁成网，形成的结果是人口聚集。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就意味着中国大城市多。城镇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城市有200多个，超过200万以上的城市有100多个，超过500万以上的城市有33个，超过千万的有7个。而美国没有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纽约只有不到900万人口，超过200万的还有洛杉矶芝加哥休士顿三城，100万以上人口可以排进全美前十！
中国聚集在城镇中的人口超过8亿人居世界第一，中国地域面积广大从寒带到热带各种地形地貌都有覆盖，中国人群分层明显从世界级富豪到全球贫困线以下共存与一个统一市场。这就意味着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新技术成熟化试验场，可以提供各种类型的实体测试环境。近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从0到1的创造中国还与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是从1到无穷的迭代进化与融合在中国会发展到极致。从0到1非常重要，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从1到无穷才是可以落地享受的技术。中国很多移动互联的应用领先全球，根子上是在技术在中国试验场的迭代进化与融合。
人口聚集，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机会多，意味着思想碰撞会更多，意味着新的创意会不断出现，也意味着服务业有着巨大的市场机会，进而带动经济增长。
数据化、万物互联与AI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推进，通讯业即将进入5G时代，万物互联的数据化时代即将到来。按照李开复的说法，“大数据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石油，而中国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沙特阿拉伯”，“发展AI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大量的、单一领域的、标注数据，我们已经具备，中国必然成为AI大国”。华为的5G技术世界领先，中国的数据积累与数据创造世界领先，AI技术的开发也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将是最先进入数据化、万物互联与AI的时代的大国之一。
数据化、万物互联与AI的价值，本质上是降本增效。通过大数据基础上精准的相关性分析与预测，节约能源与物料、节约在途和库存、优化生产流程和物流线路、提高生产和服务效率、精准识别客户需求，从而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服务、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
智慧社会将是未来世界竞争的焦点，这块领域也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最近几年，“互联网+”已经成为创新的热点，以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将触角伸到经济的方方面面，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越来越便利。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越来越成为像水电气一样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具。当互联网进入工业和商业领域，从虚拟走向实体，就越来越发现其更多只是工具，或许在部分领域改变了业态或提高了效率，但在工业和商业本质规律上并没有多少改变，互联网巨头们并不熟悉线下规律。
不可避免的，“互联网+”要走向“+互联网”，线上巨头已经开始与线下龙头企业相结合，助力线下龙头企业的发展并获得相应数据进一步提高效率，由线下实体利用工具遵循规律改造升级，而不是贸然改变线下实体的运行规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互联网发展形态进入3.0时代，从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机遇。
加大对上市公司的政策支持
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是中国经济的牛鼻子，上市公司多的地方，也是经济发展更好的地方。
全国有3000多万家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37万家，而A股上市公司只有3500多家，加上在香港和美国主要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也只有不到4000家。2017年上交所上市公司共缴纳税费2.38万亿元，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400万个，支付职工薪酬2.42万亿元；2017年深圳市367家境内外上市公司贡献税收超过深圳市税收总量的70%！
上市公司的价值，不仅仅是直接贡献税收和就业。很多上市公司是带动着整个产业链发展的，华为CFO孟晚舟被扣，证券分析师们第一时间梳理出了可能受影响的华为产业链上的30多家上市公司名单。这些上市公司背后还牵连着更为庞大的产业链和更为庞大的就业人口。而3500多家A股上市公司，所带动的产业链和就业人口更为庞大。
除了在产业链中的带动作用，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股东们还是重要的产业投资者，是产业资本的重要来源；是重要的产业整合者；还是职业经理人的黄埔军校。
上市公司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相当强的带动价值，上市公司发展得好，实体经济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应当针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股东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减税的刺激
2019年，传说中的巨额减税政策可能要落地了。
经济下行期间，经济界、企业界和舆论对减税的呼声不断，国家已经表态“更大规模的减税在路上”。市场普遍预期2019年可能会落地的减税政策主要为：增值税税率三档变两档，税率为13%和5%；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5%降低到20%。
高税率不仅是增加企业负担，更大程度上是出现了普遍的违法行为导致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头上始终悬着刑责的利剑。依法纳税意味着利润稀薄企业竞争力下降，偷税漏税意味着违法随时可能被查，企业家面临左右为难局面。随着金税三期的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越来越严格，无利可图下很多原本只有微薄利润的民营企业选择关门也是合理选择。
下调税率，意味着减轻企业负担，也会降低企业家违法意愿促进合法规范经营。如果税率下调与市场预期一致，则有望对经济增长给予较强的刺激，期盼政策早日落地。
当下的中国存在很多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解决问题就是解放生产力，问题所指就是经济发展潜力之所在。中国在法制化市场化机制、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关键核心技术、金融服务等诸多领域与发达国家还有巨大差距，还有许多“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有待借鉴吸收，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空间巨大。
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改革开放初期“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解放了生产力，试探出了一条路；但正如公众号“侠客岛”所言，“以前粗放型的改革思路还行不行？“红灯绕道走，黄灯闯着走，绿灯抢着走”的绿林心态还要不要？大胆闯大胆试的边界在哪里？怎样让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前行？”
跑马圈地、野蛮生长的人口红利和流量红利时代已经结束了，精细化管理深耕细作挖掘存量价值意味着钱越来越难挣。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从“猫论”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全球化，这个过程会让很多人不习惯，很多过去十年二十年挣快钱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但是确实国家发展之必然道路。
美好生活要靠劳动创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就是国家发展的最大动力。中国有接近14亿人口，只有一半常住在城市，其中只有一半生活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成渝等城市中，更是只有不到5%常住在北上广深的城市中，发展潜力依然巨大。
不能骄傲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马云说：“指点和抱怨很容易，但真的自己去干也很复杂”。与其怨天尤人等待着符合自己期望的政策机会和外界环境的改变，不如真切努力奋斗向前主动去改变生活。只有不断向前，不断进取，才能走出阴霾，走向阳光，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2019，悲观者可以持续悲观，而前行者将继续前行！
作者简介：王骥跃先生，国内领先券商前保荐代表人，投行界著名人士，关注证券一级市场和并购重组，对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经营模式有独到见解，著有《梦想与浮沉——A股十年上市博弈（2004-2014）》。